国际学校语文如何教？最近采访国际化学校和家长，感受到非常明显的两个趋势：
其一，以前家长认为接受国际化教育就意味着英语好，所以有条件的宁愿孩子去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但这几年，越来越多家长看到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大部分家长都希望孩子能拥有扎实的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基础；
其二，以前留学生的家长希望孩子留在国外，现在很多都希望孩子毕业后能回国就业，服务于中国。
这些趋势都直指学生的“大语文能力”。这几年，“大语文改革”的热度居高不减，不仅中高考里，开始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注重数理化的家长也发现，语文能力竟是制约其他科目学习的关键。
另一边，以IB为代表的国际化课程体系也在释放着一个信号——越是国际化，越要母语好。IB课程大纲中明确规定了学生有义务学好母语，因为要承担起学习和传承自己国家文化的责任。
“得语文者得天下”，这已然不是一句口号。
#01 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的语言文化就是你的独特性
2022年早申“王者”非UWC（世界联合学院）常熟学校莫属，拿下了1枚普林斯顿，2枚耶鲁，1枚斯坦福，5枚芝大、3枚康奈尔等藤校和TOP10大U的早申offer。
这所名副其实的“小联合国”聚集了10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学生，在全世界17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校，常熟UWC是中国继1992年成立香港UWC之后的第二所。
曾多次介绍过这所学校，也曾与该校联合创始人王颐连麦，追踪报道了多位优秀毕业生的故事，在一系列的报道中，也感受到常熟UWC把“中国语言文化”作为建校三大支柱的决心和魄力。
这次语文节，我们特地邀请了常熟世界联合学院副校长兼中国项目总监李萍老师，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拥有27年IB中文教学经验”的语文老师，其中前20年在香港。
因为这段经历，李萍老师不仅了解好的中文教育是怎样的，更深知母语教育在塑造学生全球胜任力方面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下为第一人称讲述
回常熟之前，我曾在香港UWC任教20年，可以说亲眼目睹了香港母语教育的失败，而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忽略了在青少年学生中强调中华民族的情怀和中国文化身份的认同。
香港的国际化学校出现于1967年，是亚洲推行国际教育的先行者。我年复一年遇到的很多香港本地学校来的同学，大言不惭地跟我说：“老师，我是中文白痴噢！”又或是表现出对中文课程学习的强烈抵触情绪，对此，他们一点都不感到羞愧。
香港人的心目中，精英都是出入于港岛中环林立的高楼大厦之中，腋下夹着英文原版《时代周刊》的高级白领和金领人士。
97年回归至今二十多年，香港中文学校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是对中文母语教学的要求和学生实际水平却不见应有的提升。
2015年8月，我在离开厦门大学20年之后重回到内地UWC任教，竟然也听到内地学校来的学生和不少学生家长对我说：“老师，我（我家孩子）的中文很不好，IBDP语言A课程（母语）可否就选英语？中文就选读B二语课程？”听到这样的话，我很愕然、不解、也很痛心。
一个从小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十六、七岁的孩子，你问他/她是谁？哪一种语言是他/她的母语？依照国际文凭课程的规定，选择确定修读母语课程的要求时，她/他竟然在中英两种语言中犹豫不决、无法肯定，回答不出说不清楚。
从香港回到内地，我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内地有些家长对于所谓国际化教育的认识和想法也很不清楚。他们认为，接受国际化就意味着外文水准高，英语好，殊不知越是国际化，越强调多元，而多元的前提就是要有自己的独特性。
IB课程创立于54年之前，努力博采全球各国课程之长融汇而成，是面向所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青少年开放、有别于单一某国家课程的融合课程。
为此，IBDP课程的学生中，一直有很多来自小语种地区的学生，为方便他们延续母语课程的研学，IBO一直坚持推行母语权益政策，通过独创的【语言A文学课程自修生课程】，确保80多个小语种的学员们，可以在没有正常课程安排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通过自学的方式，在校方的援助之下，完成自修课程，参加国际大考，获得语言A的学科成绩，使得不同背景的学生能有可能在传承自身文化遗产方面，走得更长远、更坚定。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把国际社会比作一片世界民族之林，林中一定会矗立着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和奇花异草。如果缺失了中国的香樟树，那么这片森林就是不完整的。像我这样一直在UWC的多元社区中生活和工作了近三十年的成员，这种大同之中力求差异，百邦一家方见美好的感受，特别鲜明且强烈。
UWC学校每年都接受来自全世界大几十个甚至是多于一百个国家和地区的高中生，若论国际多元化，UWC具备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学校每年都会举办数次按照国际地域划分的不同地区的文化周，例如：中国、非洲、东南亚、中东和北美文化周等等。
前段时间，一位常熟UWC毕业、目前在耶鲁就读的同学和我们分享自己的反思，说到大学课堂上讨论法国文学创作的时候，他介绍了在常熟UWC中文课堂上如何学习法语文学名作如《包法利夫人》、《局外人》、《悲惨世界》，以及与作品内容相关的一些中国知识，外国老师和同学们听起来很新奇，倍加赞赏。
他认为常熟UWC的IBDP中文母语课，给他在美国藤校的学习，带来了相当多的便利和中国学生的个性化中国视角的分享，这才是国际化学习环境中最弥足珍贵、最亮眼的。
同样道理，一个中国人要到英国去讲莎士比亚，比不过英国人，但如果去讲鲁迅、讲《牡丹亭》，那么一定能显出自己的独特性和文化底气。
想要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多元人群和环境中获得真正的尊重，就要通过交流彰显出你的差异性和欣赏差异的包容心，这就是我们的中文学习想帮助中国孩子做好的一种准备。
走出去，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走出去要能讲好自己的中国故事；更重要的是走出去之后还能走得回来，走回来讲好世界故事，把世界的风貌、技术和理念带回来。
有些从小在国际学校长大的中国孩子，出现了分类归队的困难，他发现自己既不属于英语母语的欧美同学的组别，也很难融进中文母语的中国文化组别中，自身看似中英双语，实则中英双外语的状况，导致处境尴尬。
我接触到一些家长想当然地认为：自家孩子母语是中文，到了高中阶段再冲刺中文A的课程也来得及。在我看来都太迟了，孩子母语课程的浸润学习和母国文化知识的夯实，就应该从小开始，对此父母家长一定要有清晰而坚定的意识。
无论选择哪种课程，哪一间国际化学校，都必须不遗余力地营造母语学习的氛围，创立这样的条件来帮助孩子，事实证明，7、8岁以后才开始逼孩子学中文，其实很多家长都发现已经非常困难了。
#02 语文的目标是要培养高品质思维能力的人
当余党绪老师谈及自己是如何找到批判性思维作为语文学习的“武器”时，我分明感受到了一位深深热爱语文教学事业的老师对语文教学的“爱”与“恨”。
爱，在于他深刻地知道语文教育是与一个人生命成长相伴随的过程；
恨，在于他在日复一日的教学中体会到了传统语文教学的弊端与无奈。
他认为，在飞速变化的时代里，语文学习应该在延续传统的“体悟”的基础上，向前再走一步，走到学生前面，用理性和逻辑的办法，追求现代语境下的语文学习，他称之为“现代农业”式的语文学习，这种学习的门槛要求也没有很多人鼓吹的那么高。
他不认为一定要遇到“好老师”才能学好语文，为此，他提出了经典的“黄金三问”，具体如何了解，请看他的分享。
很多家长和老师都特别愿意强调语文要多读、多写，我认为这是废话。如果多读、多写就能解决语文的问题，那么语文老师跟监工和把头又有什么区别？
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母语教育是跟生活节奏相适应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如今时代变化如此之快，学生们常常会不满足于课本上教的内容，经常会有学生表示“你们教的东西，我早就知道了”，这就没有形成教育意义上的匹配，也导致语文教学的落伍。
在我过去的教学生涯里，有两件事对我刺激很大，也促使我去寻找解决语文痼疾的办法。
第一件事，语文素养与测评之间常常是倒错的。比如，我曾经教过一个知名作家的女儿，小女孩口才好、记忆力超强，领悟力也很高，写起文章信手拈来，超出同伴同学好几个段位，可以说家族基因非常强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孩子，高考语文却考得很不理想。
这让我开始思考，我们的测评是否出了问题。知识性的测评体系下，你可以没看过鲁迅的文章，但因为知道“周树人”这个知识点而拿到3分，这种测评意义何在？
另一件事，学生对老师“没底”。我碰到过一个学生，下课问我一道题，我说选A，学生说答案选B。我告诉他题目错了，但学生的反应是将信将疑。他觉得，你是我的老师，我可能要给你面子，但人家题目是印在书上的，你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学生对课本的迷信，也让我产生了很强的挫败感。这几年很多“开放式”的语文题目，经常让学生“自圆其说”即可，这本质上也让语文教学可有可无。
2000年左右，我在参加上海教材编写的时候，接触到了美国的语文教材。我发现，他们教材选择的文本，视野非常开阔，也侧重知识性的学习，但重点还是思维能力的训练。
这种思维训练，不是让你讨论中心思想，分析段落大意，而是搭建分析理解的架构，关注逻辑的运行。
例如，在讲南北战争的时候，课本中把南北双方代表的演说、史料放在一起，学生通过文本分析和讨论，来思考社会发展的规律。林肯的顾虑是什么，南方代表罗伯特李将军作为一个反对黑奴的人，为何站在了南方立场上，政治选择和乡土情节的矛盾是如何碰撞的？等等。
通过这样的语文学习，学生们自己完成了思维的转化，最终导出了自由平等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的结论，这就是受教育的过程。
同样的内容，能不能用在我们的教学当中呢？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的，而这也不需要多么高的学历，教学能力多么强的老师。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思维教育的重要性，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渗透一些办法，例如最基本的：不要盲信。
我曾提出过审题“黄金三问”：停下来；找替代；做断言。
这就像走路回家，走到岔路口，选错路就回不去了，那么此时傻子都会开始动脑筋。语文老师要做的就是把“岔路口”给他点出来。
例如，我讲《廉颇蔺相如列传》时，会打破人们固有的对“蔺相如勇敢”的论断，列举出古今很多人对他“行事莽撞”的评价，让学生结合史料去思考。
那么首先要定义勇敢和莽撞，对行为结果有预判而做出的决定是勇敢，心里没底就冒险则是莽撞。
通过研究，学生们发现蔺相如是非常厉害的政治家，他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的把控是非常准确的，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他能够进退自如，那么自然就是勇敢了。
这样的推导没有影响原本的结论，但学生们的思维能力则上了一个台阶。
这种能力不仅对于语文学习，对将来的工作、生活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没有人会拒绝拥有高品质思维能力的人。
#03 为女儿写的语文伴读课红了，家长们都说不想让别人知道
许多网红伴读课，从《论语》，到哲学，再到“大语文”，下至1年级的小学生，上至退休的老大爷都在网络的另一端收听着他的内容。
作为一名正在双语学校读6年纪的女孩的爸爸，馒头大师在提高孩子语文学习兴趣，准确捕捉孩子关心的话题等方面，可谓经验丰富。
我始终觉得语文学习不只是语文本身，而应该包括中文世界的一切。我还记得，自己读小学语文课本时，就有过一些疑问——
中国古代有拼音吗？那时候小学生学什么？需要带什么文具？
白居易写这首诗时遭遇了什么变故？李绅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王维为什么要叫“诗佛”？
“乐府诗”到底是什么？“牛郎织女”最早的传说版本是什么？“将相和”之后发生了什么？
西方也有”盘古开天辟地“这样的创世神话吗？油画与国画有什么区别？西方的童话为什么要比中国的多？
海螺为什么是软体动物？我们为什么能复原恐龙？蜗牛的速度有多快？
银河系到底有多少星星？什么是“蝴蝶效应”？为什么月亮会有“阴晴圆缺”？
……
在如今看来，可能就是“大语文”的雏形，那么对于这个概念，我个人的理解是：
以课堂上的教学为基础，打破学科的边界，帮助学生向各个领域拓展：从天文到地理，从历史到哲学，从科学到艺术。不仅仅是要拓展孩子的知识面，也争取能在说故事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审美，培养学生的志向。
从女儿1年级开始，我就有意识地给她讲《论语》讲故事，初衷是希望孩子能接触一些传统文化，对于双语学校的孩子来说，这种体验也很难得。所以，这个课一开始就是为她写的。
每写完一篇，我都会读给女儿听，碰到她喜欢的，能听三四遍，遇到听不懂的，我就会回去修改，再重新录。几年下来，也摸清了孩子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对什么感兴趣。
例如，小学1到6年级，每年都会讲到李白，怎么“花式讲解李白”就成了我的课题，为此，我会在讲到“静夜思”时，聊聊为什么月亮在古代传统文化中代表思乡情节；在讲到《早发白帝城》时，会结合“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讲诗人在创作时的心情，等等。
有的人可能会怀疑，说故事和学语文，真的有必然联系吗？
前不久我和《漫画中国史》的作者混子曰聊了聊，我们都认为千万不要小看孩子听故事的能力。很多人因为故事，产生了无穷的动力。
原本我只设想了家长接送孩子路上听故事的场景，没想到现实中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有的孩子拉着家人一起反复听，还有西安的老师课上直接放给孩子们听，还有公益支教的老师，自习课的时候放给大家听。
我有一个500人的家长群，有一次他们在里面讨论要不要把课程分享出去，这样有朋友买的话就有20%的提成，三四个朋友买的话，他们就相当于免费听，但有些家长纷纷表示，不愿意推荐给任何人。“写作文的时候，这个典故老师一看很新奇，要是全班都用了就不新鲜了。”
教材一直在更新，我们的课程也要出新，怎么变着法地吸引孩子，让他们能够有所得，激发并包吃住孩子们的兴趣是我每天都在想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家长们要考虑的点。
比如，寒假家长都会给孩子布置阅读书目，我就不会强行推销，而是会跟女儿讨论，你希望看哪一类书，爸爸觉得哪一本为什么适合你，你可能会喜欢。
因为这些书我大多都看过了，所以在女儿阅读的过程中，时不时地发问，讨论。孩子就会读得很有兴趣。除此之外，我觉得看电影、听音乐等等都是“大语文”的组成部分，有利于了解母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