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约三分之一的国际学校选择了退费，但不是直接返还现金，而是采用学费折扣或将退费折抵后续年度学费的方式
文|《财经》记者 柳书琪
疫情掀起的波澜仍未平息。学费12万-20万元的国际学校是否应退还网课期间的学费差价，成为家长们关注的焦点。
近日，北京王府外国语学校（下称“王府学校”）多位家长向《财经》记者反映，他们希望学校退还疫情期间的部分学费，并对下学年可能遇到的疫情反弹、回归网课等情况作出学费收取标准的预案。家长们多次与校方沟通，但至今未达成一致。
王府学校办公室主任樊雪琳向《财经》记者回应称，有关事宜校方仍在商讨中，将于近日作出答复。
自疫情暴发以来，国际学校、国际幼儿园及中外合办大学等民办学校屡屡遭遇退费争议。这些学校学费不菲，年收费往往高达10万甚至20万元以上，与疫情期间的网课教学质量难以相匹配。
但学校方面同样面临着员工工资、防疫物资采购、搭建线上教学平台等成本开支，招生工作在疫情期间也难以正常开展，现金流捉襟见肘情况时有发生。家长与校方各自的压力之下，家校矛盾愈发凸显。
《财经》记者综合了解到，目前约三分之一的国际学校出台了不同力度的退费和抵扣学费方案。
学费超15万元只上了12天线下课
“让我们寒心的是学校拒不退费的态度，我们希望学校拿出负责任的态度来和家长们商量这学期学费折扣的比例，而不是一分钱都不退。”一位王府学校家长向《财经》记者表示，他对校方在沟通过程中的表态很失望。
官网显示，王府学校创立于1996年，提供幼儿园至高中的K12全学段课程。该学校隶属于北京法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法政集团”），目前法政集团主营业务包括教育、医疗和房地产。创始人王广发为法政集团董事长，兼任王府学校总校长。
多位家长表示，王府学校通常在学年开始前收取整个学年的费用，包括学费、住宿费及餐费等。根据年级、班级类型和入学时间的不同，学费约在12万至20万元不等。2020年春季学期学费早在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前已缴纳完毕。
但受到疫情影响，春季学期的绝大部分教学都以网课形式开展，大量依赖线下设施和师生互动的教学服务难以实现。家长们在6月初递交给王府学校的联名信中表示，在这段特殊时期，学生既无法上舞蹈、游泳、音乐这些原本承诺的兴趣类课程，更不能使用操场、游泳池、体育馆等硬件设施，剩余的网课部分的价格理应只占学费中的一部分。
“我们觉得高昂学费买的就是线下课，但是这学期却交着线下的钱上网课。对比市面上各个教育机构，网课的价格也是远低于线下课的。”一位家长表示。此外，网课的课时也不如以往的线下课，“原本一天11节的课程被缩减至4节”。
还有家长认为，网课期间大量本应由学校提供的辅助教学和托管工作都由家长承担，保持原有的收费标准并不合理。
此前疫情形势好转后，王府学校的初高中学生曾短暂恢复了线下教学，但由于北京疫情反复，实际上课12天后又回归了网课。小学四至六年级实际上课仅7天，一至三年级更是一直未线下复课。
学校是否应该退费？短暂的复课时间和高昂的学费之间，确实令一部分家长感觉到了心理落差，《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就读于不同国际学校的学生家长表示，如果学校能够拿出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经济损失；另一部分家长表示理解，愿意共克时艰。一位孩子就读于北京某国际高中的家长表示，疫情期间学校还需照常支出员工薪酬和租赁校舍的成本，家长应理解学校的苦衷。网课的客观情况在本质上不是学校的过错。
另一位家长的观点是，相比于是否退费，退费多少，她更关心学校运行和师资队伍的稳定性。她的孩子所就读的学校近年来市排位和毕业生走向非常不错，这得益于教师团队的整体实力提升和学校的努力，如果退费潮给学校带来经营压力，影响学校教师团队的稳定性，这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
7月4日，王府学校发布通知称，本学期没有产生的餐费、住宿费、校服费等代收费据实结算，剩余部分冲抵下学年费用。班车费、素质课费用等可冲抵下学年费用，也可申请退费。但王府学校也明确表示，学费部分不予退还或折扣。
在未就本学期学费事宜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王府学校又下发通知要求缴纳下学年的学费等所有费用。如家长在6月30日后缴费，将无法享受早鸟优惠。通知中还表示，在规定时间内缴费将“作为9月1日开学入校依据”。
教育部4月10日发布的预警曾指出，疫情防控期间学费（保教费）、住宿费不得跨学年或学期预收，未住宿不得提前收取住宿费。家长们据此质疑学校此举是否为违规收费。
王府学校在致家长的一封信中解释，考虑到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的实施，班级编制、教材购买、外教教师和海归教师招聘、定岗定编等工作需要在开学前完成，因此告知家长提前确定来校入读、学籍注册办理、课程选择等必要事项。
据家长提供的录音，校长王广发在7月5日与部分家长的座谈会中坦言：“我不提前收费，我怎么定位（安排）我的老师，9月1日这个课怎么上？”
谁为不可抗力负责？
家长与学校最大的冲突点，仍是疫情期间上网课是否该退费的问题。王府学校并非个例。自2月以来，北京朝阳凯文国际学校、北京诺德安达集团三里屯分校、长春美国国际学校等多所国际学校均暴发了类似的纠纷。
由于国际学校收费远高于公立学校和普通民办学校，退费的矛盾也最为尖锐。一位孩子就读于北京市朝阳区某国际学校的家长曾告诉《财经》记者，送孩子上国际学校的家庭并不像外界设想的非富即贵，自己家庭也是普通中产，负担每年近20万元的学费并不轻松。加上疫情冲击之下，家庭收入受到影响，承担学费更加吃力。
近年来，国际学校中产化趋势已愈发明显。中国社会有“再穷不能穷教育”的传统，而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为孩子投资更好的教育更成为多数中国家庭的共识。
据国际学校垂直媒体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新增40所获认证的国际学校数量，总量达到861所。其中，多数教育集团将新校布局在二三线城市，南京、杭州、合肥和成都近三年来新增学校26所，未来教育集团的竞争也将集中于二三线市场。
收费高昂是国际学校区别于其他学校的最突出特点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学校盈利能力强、具有更高的抗风险性。
早在2017年9月1日起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就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置营利性的民办学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
王广发在7月4日与家长的座谈会上表示，王府学校就属于非营利性学校，“只能在10%至15%的回报率空间来掌握、申报收费标准”。至于退费问题，他也需要向教委汇报。“这不是我一所学校（的情况），（还要考虑到）全市、昌平区好几百所民办学校。”
一位上海国际学校的从业者对《财经》记者吐露了难处。虽然疫情期间学校未开学，但是所有教学与非教学员工薪酬要照常支出，且需要花费额外资金采购防疫物资、大型测温设备以及线上教学系统，成本不小。
她还表示，国际学校是在民政局注册的民办非企业，是独立的法律实体，自负盈亏。政府每年都会对国际学校进行年检，财务是否健康是极其重要的评估标准。如果财务出现赤字，有被取消办学许可证的风险。
一位在国际学校退费纠纷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法律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约三分之一的国际学校选择了退费，但往往不是直接返还现金，而是采用学费折扣或将退费折抵后续年度学费的方式，尽可能在保证现金流的同时回应家长的诉求。
《财经》记者综合了解，目前与家长基本达成了学费处理共识的国际学校包括北京市世青国际学校、上海耀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北京启明星双语学校等。
上述法律人士评价，此次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事件，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从法律后果来看，受影响的一方可以根据影响程度免责。不过在本次停课问题上，学校和家长都可以说是受损的，因此仅从不可抗力的制度本身不能直接得出解决方案。
该法律人士认为，因疫情延迟开学属于临时性安排，学校也安排了线上教学等变通办法，并不会产生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结果。因此，不考虑具体个案的情况下，若家长基于不可抗力提起诉讼要求退学（或解除招生或入学协议），法院支持其请求的可能性较小。
而对于预交学费的家长而言，若家长与学校没有就不可抗力作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特殊约定，则法院倾向于按照公平原则由双方协商合理分担经济损失，即学校退还延迟开学期间的部分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