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爽，华南师大附中2008届高中校友，在校曾担任广播站站长（HFB20），附中第25届青春旋律艺术节晚会主持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应用心理学系 副教授，肯塔基大学发展心理学 博士，曾任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01命运的瞬间
来自z世代伊始的记忆仍然鲜活，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华附”）对毕爽带来的影响周期，远远不仅限于三年的就读时光。
周围的同学们讨论着风靡一时的美剧，或在参加了学校的游学项目后在班上分享着自己的见闻，或甚至有人已在准备着申请国外本科的考试，这是初中的她闻所未闻的。这种来自另一种文化的新鲜感和新视角，至今依然影响着她对兴趣爱好的选择，也为她日后选择学术道路路径时，提供了某种潜在的土壤。
毕爽在高中校园活动：形象设计大赛
就读于北方的小学，在毕爽的求学生涯前半段，体育只是学校生活中被弱化的一环，更多时刻都让位于“正课”。但在华附，体育运动扮演着和其他课程相同重要的角色，从体育节到水运会，各式各样的体育运动内化于她的校园生活中。
接触到不少获得非常优异体育成绩的同学，惊讶于他们在学业上取得的同等耀眼的成就，华附在体育上相对超前的重视程度某种程度上给她的人生也带来了持续性的影响。作为最早一批开始筛选体育特长生的学校，华附对体育运动的重视，不仅出于对健康素质的考量，更为同学们展现了更健康的解压方式，更向上的生活模式。
在华附，读书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应试能力固然是在选拔体制中必不可少的个人素质，但多元的能力维度，从社团到体育，创新而自洽的校园氛围成为她成长路径中难以忽视的基石。
她至今仍记得高二那年的英语话剧表演。十几岁的，脸上还显着因青春而生出的稚气的高中生们，就如此承担起了一整场戏剧的策划、剧本、道具等众多繁重细琐的任务，将一场精彩纷呈的表演呈现于舞台。
华附的同学们都具有某种特殊的才能，更拥有为自己兴趣持之以恒努力的决心与毅力。她的工作伙伴就因对“讲古”感兴趣，没日没夜地了解和推广这一文化，纵然在十几年后的今天，这位学长从事着与“讲古”完全不相关的领域的工作，但这种全心投入的毅力，在现今回想起来，也依旧让人动容。
作为当年的广播站站长，毕爽对华附社团生活的多元性感慨颇深，从模拟联合国到动漫社，从音乐到美术，华附在各种领域都为学生提供了相对优秀的平台，以供他们发展自己的个人兴趣和专场，培育其核心素养。
相较于其他大学同学对社团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在高中阶段已经接触过相当丰富社团生活的她，也在高中毕业后愈加感念于当年所得到的机遇。
当年通讯技术尚未如今日般发达，即时通讯随时连线听起来只是一种浪漫的幻想，但这份心愿却在高中的舞台上得以落为现实。她回忆当年广播站的技术部，已经率先开启现场直播，将来自中国南方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实现心灵共振的回响，其独特性和先锋性也都是她以往从未经历的。
比起初中在广播站尝试的循规蹈矩，在华附，她看到了更多创新，看到了更多可能性，看到了更多对于向外求索的勇气。
令人感慨的巧合是，毕爽开始接触到心理学这门学科的缘由，也可溯源到当年的华附生活。在她毕业之年，学校邀请了当时就任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岳晓东老师传授心理疏导的技巧，而这种能在公共场合分享相关知识的讲者身份，触动了毕爽的心灵。
高考分数公布后，出于某种阴差阳错的命运，她决定放弃在当年大热的经管专业竞争而来到基础学科，最终成为心理学海洋的钻研者。
02延迟生长的热爱
本科时，她的心理学学习过程中，并不总是充满了无止境的热爱和专注。鉴于课程设置原因，毕爽前两年接触大学公共课相对更多，甚至直到大二上，她才完成心理学导论课的学习。她也曾动摇，纠结是否要继续该领域的学习。
大二下时，她开始参与到研究生学长姐的科研工作中。虽然更多地只是收发问卷、处理数据等非创造性的行为，但这种学术训练真正让她体验到了心理学的乐趣。除参与科研的体验感外，她在社团工作中感受到的，心理学本科就业缺乏专业性技能，在就业时工作内容受控性较强的事实，也坚定了她在心理学道路继续深耕的决心。
在学习发展心理学时，毕爽接触到了“依恋理论”。这一用于研究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依恋模式的理论，使她对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研究方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基于当时相对有限的学科理解，在了解到国内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土壤相对薄弱后，她选择放弃了国内的保研机会，申请了家庭环境相关领域的国外导师，开启了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漫漫旅程。
毕爽毕业时
和大众理解有出入的是，心理学研究者在进行调查时，很少直接和被试进行接触，而是更多地寻找——如本科生——的第三方，进行施测。在这种监督为主的实验过程中，毕爽仍然有许多难忘的实验见闻。
在美国，当相关从业人员（学术从业者、心理咨询师、治疗师）发现对方存在虐待儿童的潜在倾向时，无需进一步查证或证实，从业人员就负有向对儿童保护组织（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进行汇报的义务。而关于家庭是否存在虐待的具体情况，就由这一政府官方管辖下的机构进行立案调查。
在当年的实验中，她们要求大学生被试们，报告在成长过程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负性事件。在实验过程中，有人提到自己的父母曾经用枪支指着他人。这一描述迅速引起了实验室的警觉和讨论。用枪支指人，威胁要进行攻击，这是非常典型的虐待儿童征兆。虽然大学生已经不属于该组织所能干涉的家庭成员，但鉴于其家庭中仍有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实验室迅速向组织进行了汇报。
这种紧张感是难忘的。
在被问及是否印象深刻的理论或理论时，毕爽进行了分享。
首先是情绪安全感理论。它源于依恋理论，比起后者更多地运用于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现在也用于研究成人恋爱关系）研究的单维度研究方向，情绪安全感理论指出，儿童的安全感，除了来自于父母子女的关系，更根属于整个家庭环境。
其次是差异敏感性模型（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model）。这个模型将儿童分为两种类型：兰花儿童和蒲公英儿童。
蒲公英儿童具有较强的内在力量，受环境影响较小，个人发展并不随环境影响而显著改变；兰花儿童受环境影响较大，如果能生活在较好的环境中，这种儿童能全面利用环境从而得到质性的个人发展飞跃，但也会因为较差的环境而受到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而这个模型又延伸出了“感觉加工敏感性模型”，它认为我们在不同感觉加工的领域，受到环境影响并不完全相同，提倡对不同环境下个体的感受力进行量化测量。
这些理论模型启发着毕爽，提醒她在研究问题时，不应当总以环境作为出发点，个体在其中也能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03挫折，与受挫而不折
研究过程总是苦乐相伴，虽然理论模型的有趣为其生活增添了亮色，但打击和挫折也在她的求学过程中成为经常性的访客。论文发表并不只是简单的线性流程，只需按部就班，突然的挫折和注定的偏差仍然存在，或者说，注定存在。
在博士后就读期间，作为仍未找正式教职的研究人员，她承受着来自发表文章和科研的压力不可谓不大。一年多高强度的前期准备工作，走过文献阅读、数据整理、结果分析、文章写作、修改润色的艰难历程后，她隐隐约约看到了曙光。在拒稿率居高不下的学界，初审通过，收获来自知名期刊的初审意见，这似乎昭示着某种希望。
只是，审稿人的意见中，提及希望她对某两个变量进行控制的建议却格外尴尬。这一操作将意味着结论显著性的消失，和整篇文章，乃至整个一年多努力的流产。她和实验室“老板“提出，希望用前人研究证实两个变量并不会对她研究的最终结果变量产生影响。这是无望的努力，最终仍然无法阻挡失败的事实。文章最终沉寂在修改后不显著的结论中，一切都成了无用功。
回国之后，她有两篇文章也遭受到了相似的命运，无论是来自测量数据和实际设想的轻微出入导致大量准备工作的流产，还是因为采用另一种方法进行分析后所有数据的崩盘，各种数不胜数的事件都成为恼人的绊脚石和绝望的诱饵。
但值得庆幸的是，她也在不断崩塌不断重建的过程中，掌握到了调试心态的方法。作为一个喜欢对事件“过度准备”的人，她在面临不尽如人意的发展时，失落成为常伴的卫星，她承认自己正在不断学习获得快乐和平静的能力，来对抗内心的忐忑不安。
她逐渐理解，为什么西方的学术界推崇学者应当培养研究以外的非功利爱好。这爱好无关成绩，无关是否能让人获得功名，只是一种能获得当下的专注，通过“心流“体验获得内心平静的渠道。值得一提的是，她认为体育运动，能给人带来身体上的健康和情绪上的稳定，是值得每个年龄段尝试的活动。
04分岔路口，和角色整合
博士学业完成的瞬间，另一种来自选择的困境又使她自我叩问，是进入工业界在企业任职？还是继续在学界进行学术研究？她最终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出于两方面的考量。
首先是可选择性。无论是学界还是工业界，工作时间较长都是无可避免的趋向，但学界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工作时间的可选择性，更体现在工作内容的可选择性。和工业界难免引起薪酬克扣不同，学术界从业者，当白天遇到紧急事件时，可以选择用夜晚时间进行工作进度的补完。
此外，毕爽在大厂工作的朋友们向她反映，不可控的工作内容和来自同僚的工作压力，常让他们深陷于无意义感的桎梏中。但对于她来说，研究方向和内容的可选择性，会使研究者对自己选择的研究客体赋予意义，也能帮助研究者获得更高的研究动力。
其次是职业发展稳定性。在学术界工作的收入不如在工业界丰厚，但其具有的稳定性，却是后者无法比拟的。她指出，在美国，人们的就业环境和经济周期具有非常大的相关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年代，人人自危，失业率居高不下，纵使是顶尖院校的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工作。
她博士实验室的“老板”在拿到终身教职时欣喜若狂，落泪于“终于不用担忧经济危机周期而失去工作了“。这种因工作稳定性而带来的情绪，在国内外都是具有普适性的。曾经有说法认为，收入水平高低的评价标准，不仅仅来自于最高工资的绝对数值，更来自于收入的方差波动水平。
这种波动水平，会对个体内心的稳定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停留在纯粹的消费高低的物质性层面，更扮演着内心担忧不安的诱饵。而在学术界工作，较低的工资波动水平，是相对更有优势的。
作为大学教授，毕爽同时承担着学术研究者和知识传授者的双重角色责任。与大众观点不同，她并不认为这二者是相冲突的。“其实这是教研相长”，她笑着补充。
一方面，对于教学者来说，学生们所带来的帮助，不仅体现于某项特定科研任务的进度推进，更有给整个领域带来新鲜血液的机缘。她相信学生在未来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同事，因此，对他们多花一点时间，某种程度上也是为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添砖加瓦。
另一方面，对于学生来说，他们能获得的帮助是两个维度的。其一，老师在讲授相关研究领域的课程时，能给予超出书本外的，更为前沿和生动的理论介绍。其二，学生更会因为可接触到本科生科研，来增进对这门学科的了解，甚至增加未来职业道路选择的可能性。
在国外学习时，毕爽曾遇到从大一开始注册在实验室参加科研的本科生，这种系统化的早期学术训练，在国内更多时候仍然是缺位的。毕爽认为，这种对本科生的学术训练，正在逐渐被重视。
05心理学流行，然后呢？
作为一门超级热门学科，心理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前沿，但这流行的背后，也有着传统观念的偏见，和心理学的理性思考与数据支撑结论相撞的尴尬。理想情况下，大众会因为科普与认知所产生冲突，在认知差异的惊讶中，不断纠正自我谬误。但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简单。
常常遭遇“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的提问后，毕爽形成了自己一套回应模式：首先告诉对方，这取决于你是否想让我知道。其次点出心理学的研究结论，是建立在集体语境下的团体经验解释，其对个体的适用性因人而异。这是一种严谨的回应方式，但更多时候是出于某种对现实的无奈。
她举例，在面对严厉管教——或者更通俗点的说法，家暴——时，无数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行为对儿童发展的危害，但她仍然会在和退休大学教授交流时，被对方“大学教授家属楼里成绩最好的小孩是司机的小孩，因为司机对孩子非常严厉”的态度而哑然。
出于某种学术的严谨精神，她强调自己是基于有限样本的观察——毕竟愿意和她讨论这种事情的群体本身开放程度和意见接受水平更高——出的结论是，年轻人对这种与传统观念相背驰的心理学理论，已经抱有较为开明的态度。
这种传统和现实对冲的现实趋势，一定程度上给她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让她思考，当大众认知和心理学理论存在差距时，是否并不应当将这种偏差，归因为受众不够聪明或是接触渠道不足？心理学的结论是基于数据支撑下的实证，但它们在日常生活与公众接触时，更多以忽视数据直接呈现结论的形式出现。
在这些时刻，结论是否应当放在具体情境下衡量？很多时候，这种所谓的偏差往往呈现为“心理上认知，操作上忘却”的态度，她觉得心理学从业者似乎可以尝试转变努力方向，从传统的知识传递，延伸为其他更系统性的训练，采用行为训练或其他更为有效的干预模式，使这门已经完成众多基础研究的学科，能转理论为实践，转教条为可得的工具，更好地为大众提供更加有效的帮助。
除了面临来自传统思维的冲击外，更为严峻的问题是，虽然社会认知正在不断改善，不少个体——尤其是青少年——仍然在罹患情绪乃至心理疾病时，仍然因害怕承担来自各方的压力，而羞于向父母或老师发出求助请求。毕爽认为，这是普遍存在且有迹可循的困境。
首先，专业的心理学教师配额在不同学校之间分配不均，除顶尖中小学外，院校内的心理教师人员人数在近几年才得到增加。这无疑增加了求助的难度。其次，家长和一线基础学科的教师，对情绪疾病的了解和接受情况仍然存在不足。事实上，青少年已经成为焦虑、抑郁的高发人群。无论是出现在心理门诊的众多学生们，还是对于更多的隐藏在角落不敢发出自己声音的人们，都需要得到更宽容的对待。
毕爽提到，在心理学界人们常说：“没有人会因为你摔断腿而觉得你脆弱，但会有人因为你抑郁症而觉得你不够坚强”，这种看法实际上在整个世界范围都是广泛存在的偏见。无论是增加疾病救助的渠道，改善青少年处境，还是增加整个社会对心理疾病的接受程度，增加治疗效力，都是整个学界，乃至整个社会任重而道远的使命。
这种情绪疾病总与“内卷时代”在媒体叙述中得到密切相关。她觉得这种所谓的“内卷”，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无意义的时间和经历的付出，但这或许是每个时代都亘古不变的。鉴于顶级高校资源有限，竞争是必然的趋势。毕竟，更高的平台意味着更好的视角，更多的选择机会，相对来说更好的成长路径，这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益的。
但同时，她觉得那种“一考定终生”的世代已经悄然远去，现今世代，高分不再和人生的完满性做出单向契约。此外，网络的发展给予了个体对各种信息更为广泛的易得性，也有更多的高中院校，尝试将生涯发展纳入教学中，“这是很有意义的“。她提到，如果华附的学弟妹们能尽早发现自己所擅长和喜欢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以热诚为燃料，不断增加自己的理解程度和学习深度，也能获得很好的成就。
06决定论，和概率论
“原生家庭”，正在逐渐成为心理学自媒体叙事的主流话题。在中国传统家庭本位模式下，人们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相较之更加显著，这种叙事倾向作为模式的显性映射，受到极高程度的追捧。但她同时也提出，这趋向是否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正如上文提到的差异易感性模型所提到的，家庭对个体的影响并不总是以一锤定音的形式出现的。
毕爽指出，在心理学上有“心理弹性”的概念，用更通俗的术语来说，个体实然具有相对的“主观能动性”，来减弱家庭对自己的负面影响。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受到同伴的影响将越来越多，良好的交际圈，能为人们提供来自情绪等维度的支持，帮助塑造缓冲环境，来抵抗家庭所带来的阴霾。
她指出，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消极家庭教养方式只会对个体行为产生1/20的影响，但这在学界已经可以被认为是非常显著的因素了。
“心理学不是决定论，心理学是概率论”，比起单独的归因，沉溺在认为“家庭中的某种负面因子，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无可救药且毁灭性打击”的模式，她提倡人们或许可以将关注点从影响本身上转移，更关注于寻找积极应对方式，如何运用可行的解决方案来对抗这些潜在风险？“这或许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