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飏 华附1983届校友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律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特聘立法咨询专家、广州市天河区政协第六届、第七届委员、广州仲裁委仲裁员、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期华附志访谈中，我们邀请到郭飏师兄，和他聊了聊求学、从业的经历。
01 碧海扬帆
早在为采访做准备工作、收集师兄资料的时候，我们就已被师兄丰富的经历和经验吸引。因此我们顺理成章地选择了从师兄现阶段的工作开始本次采访，在开启话题的同时找到适合彼此的访谈节奏。他说话的语速并不很快，但丰富又有趣，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使用“首先、其次、第一、第二”这类词。健谈、随和、逻辑清晰，这是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
进入法律行业以来，郭飏师兄一直都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从加入事务所跟着前辈律师办案、与合伙人共同创办律师事务所，到后来加入国浩集团，成为国浩（广州）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
对于自己的主攻领域，他提到，律师行业近几年越来越呈现细分的趋势，各事务所和律师的专攻方向和特长也各有不同。国浩在资本市场的法律服务较为突出，他本人也以处理与公司创设、股权架构、公司治理、投资并购、挂牌和上市相关的非诉讼和诉讼业务为主，同时也处理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商事纠纷。
在办理律师业务和处理律师所管理事务同时，郭飏师兄积极参与了一些社会工作，如担任天河区纪委内部监督委员会委员和监察委特约监察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专家、广州市工商联执委、天河区工商联常委等。他多次参与广东省立法调研，近期就参与起草修订《广东省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等工作。并到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宣讲民法典、行政处罚法、专利法等，充分运用在实际工作中获得的实例和体会开展普法活动。
律师承办各类不同情况的纠纷，直接接触各种人士，能切实了解到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问题，这对参与立法和普法等社会工作是很有助益的。 “在我看来，律师业务和社会工作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对律师来说，业务工作和社会交往要紧密结合，目前在倡导推进社会和公司管理的法律规范化这一方面，律师可有积极的作为。另外，我每天关注与执业领域相关的经济发展和企业运营资讯，并积极参与社会工作，深入了解社会现状。律师执业经验的积累能帮助我参与人大立法工作，向政府和立法机构反映现实的社会情况和问题。”
郭飏师兄说，律师可以成为一座桥梁，将法律的理念和作用传递给社会各界，让百姓大众获得守护感和安全感。
在我们的认识里，律师工作时间自由但不规律。而身兼律师工作和社会职务，加上留给自己的运动、阅读、和家人旅游的时间，多重角色无疑对时间安排和掌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确实有这个情况。律师的工作时间并非朝九晚五，我们经常要出差，有时需根据当事人的时间调整安排，甚至要应急处理突发情况。所以要尽量把握协调好各项不同事务之间、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在九十年代刚参加律师工作时，跟当事人的交流主要靠约见面谈，随着通讯技术的进步，现在与客户以及律师团队同事之间的交流已经大为便利，电邮、微信、视频会议等沟通方式帮律师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郭飏受邀在黄埔区版权局开展专题讲座
02 乘风顺势
“时代”这个词在整场采访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几乎贯穿了师兄每一个阶段故事的讲述。“我们这一代人是恰好赶上了国家发展的好时候，”他调侃自己，“在关键的时候跟上时代的步伐和要求，顺其自然地就走过来了。”
——1978年入读华附，我们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批考试进入华附的初中生。
华附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总是在华附人的校园回忆录中占有浓墨重彩的几笔，在学习之余，我们总能从课外活动中收获超越课堂的技能、伙伴和快乐。当我们和郭飏师兄聊起社团、文艺晚会时，在师兄的讲述里了解到华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远不像现在这样“活泼”。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很多活动，真的，远远比不上你们现在，”师兄进一步给出解释，“你想想，我入读华附初中是1978年，1980年升读高中，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学校的要求真的特别严格，竞争也特别激烈，每天的生活都是以上课学习为主。其实不只是我们，当时各方面社会活动都不完善。所以你们现在的条件挺好的，能够提前接触到更多东西，提早培养社会需要的能力。”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初中和高中生进入华附学习，在郭师兄的回忆里，华附学风严谨，引导了很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老师们优秀且负责任，思想教育和行为规范也做得很好。在附中的五年学习生活为他接下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83年从高中毕业，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那会儿经济是最热门的。
郭飏师兄在本科期间读的是工业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期间才转而学习经济法学专业，从高中到大学再到学习经济法，他是如何选定自己的领域方向的？是一开始就有规划还是在过程中慢慢建立意识？
“在83年高中刚毕业的时候，资讯传播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们对社会上的事了解不多，肯定是没有规划的（笑）。但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经济确实是社会需要。”他对于这个时间点的记忆准确而且流畅。
改革开放伊始，百业呈欣欣向荣之势，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经济发展作为当时的重中之重，相关的专业自然成为当年大学专业选择中的热门，因此师兄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业经济管理专业。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刚刚建立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从事外资引进、项目谈判的相关业务。在几年的工作中渐渐感受到法律的重要性，萌生进一步系统学习相关法律的想法。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对法律人的知识储备要求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记得当年非法专业也可以考法考。但是做律师必须经历严格的法律训练——不一定是本科，也可以是研究生或者双学位，想从事法律工作，没有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是不行的。但是从业之后发现，要胜任这样一份工作单纯有法律知识还是远远不够。我自己原本是学经济的，我觉得经济学专业打下的基础对我法律工作帮助非常大，同样的，复合型知识对律师办理具体业务有很大助益。比如学外语有利于做涉外业务，学海运有利于做海商海事，学工科有利于发展知识产权业务。所以我比较推崇这样的复合型知识结构。”
——读完研究生后我本想回去继续做公职，但是刚好碰上了国家的律师制度改革。
在我们所接触的法学系学生中，法学专业毕业后纠结的工作范围大致是公检法、律师、公司法务这三类，但郭飏师兄的目标却很清晰，学业完成后在工作选择上几乎没有什么犹豫，他选择的契机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律师制度改革。
据悉，在建国初期，律师行业的发展远不如现在这么好，尤其在文革期间，整个行业几近消没。随着法律地位逐渐恢复，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司法部明确恢复律师制度，当时大部分为公办律师。经过八十年代的发展和九十年代的合伙制体制改革，律师自由组合开办起私人律师事务所和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从业人数、律所数量逐年增加，律师工作也越来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郭飏师兄赶上这阵浪潮，正逢有一位前辈建议他向律师行业发展，就顺势开启了这方面尝试。“放弃原来回政府机关工作的想法，走上执业律师这条路我是没有怎么纠结过的。”郭飏师兄说，他觉得自己更喜欢律师职业的独立性和自由发挥的特点。
从改革初期到现在，律师行业随着国家的发展不断进步，郭飏师兄见证了这个时代，也跟上了时代的脚步，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
03 港口灯塔
和大多数人一样，郭飏师兄进入行业时其实对它并不了解。通过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随着律师业务的不断扩展，他渐渐找到适合的方向。从一开始的以诉讼业务为主，到后来转变为做与自己本科专业更加贴近的公司业务。在近三十年的执业生涯中，郭飏师兄也亲历了我国法律日益健全完善的全过程。
他提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公众的法律观念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我刚做律师的时候，人们都是有了官司才找律师，而且缺乏留存证据的意识，常出现有理输官司的情况。但现在许多人都会在设立公司、签订合同之前就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较好地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律师工作是遗憾的艺术，每个案子复盘起来总能找到不够到位的地方，打官司有输有赢，再加上种种客观因素的限制，做好律师工作更需要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回顾自己的从业生涯，他觉得自己有许多收获，但也有遗憾和挫折的时候。他评价自己的工作经历就是“不断学习、反思和自我修正的过程”。
“比如做公司设立的法律服务，要对拟设立公司各位准股东的背景、能力、个性以及各自的想法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帮助他们做好股权架构设计，制定合适的公司章程，但有时候还会出现因章程设置不周全或者种种意外因素而产生纠纷的情况，”从他的语气中体味出了一点遗憾，“职业律师需要较高的综合素质，要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有精确的文字组织能力、有清晰的口头表达能力，还要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律师的成长就是个不断汲取教训，不断精进的过程，要保持阳光开朗，不要拘泥一时，要有信心，不断学习，逐渐积累，上一次不够好的地方就在下一次加倍注意。”
对于郭飏师兄而言，工作中最难的点就是有时候当事人的要求和期待与律师的实际可作为的程度有差异。没有接触专业法律知识的当事人寻求律师帮助时，自然会希望可以获得一个完美的结果，这可以理解。但是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会受到诸如国家立法的滞后、各地方执法方式差异，行政机关的干预和影响、不可抗力等各种情况的制约，加之律师办案手段和权限制约，结果往往会有不如人意的地方。
“当然，现在整个行业正在不断进步中，对比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飞跃，希望将来我们律师可发挥的面能够更加宽广，也希望当事人可以多了解法律，理解律师。”
谈及“当事人的理解”，我们不免聊到前段时间发生的律师遇袭事件。一名武汉律师因为通过合法方式帮助当事人追债而被案件被告刺杀街头，当时网络有评论说律师也算得上所谓“高危职业”。对于这样的看法，郭飏师兄站在法律从业者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哪个行业都有危险，武汉的事件是一个极端恶性事件，但也是个案，并不能解读为整个律师行业的危险。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把自己该做的事都做好，相信让更多人懂法知法就会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类恶性事件的发生。”
从这里引申开去，谈到法律意识和法治建设，“我们的立法还是缺乏前瞻性，往往是有了问题才提出解决措施。最近有两三起命案，比如福建和上海的那两个案子，它们的发生与社会不平衡发展中产生的扭曲心理有关，跟经济、疫情、贫富、文化差异产生的焦虑有关。我们可以加强法律宣传，但更需要以完善社会管理机制来改善。
“人都是有良知的，都想要生活得平安和幸福。但每个人个性不一样，理解问题有偏差、所处环境的不同、所受教育的不同、社会对于公共正义的维护的完善程度不同，这些因素都共同导致不同人遇到问题时采取的方法不尽相同。中国改革开放四十来年，一切都在进步当中，是一个滚动性发展的过程。法律的普及、人们法律意识的唤起都有个过程，难以一步到位，虽然目前有些问题处理有些无力，但相信在法律和社会管理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中可以逐步缓解和消除。”
“虽然看到很多问题，但我相信如果完善立法和执法、维护好社会公共正义，让人民知法守法，那么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得到合理解决。”
郭飏返校进行义务法律咨询
04 “善良的心就是最好的法律”
——学习知识，自我充实
——积累经验，适应社会
——树好三观，向上向前
“我们在中学学习的时候比较封闭，跟社会没有什么接触。现在学校各种类型的活动更多了，这是非常好的。希望学弟学妹们不仅仅是学习书本知识，也应该关心时事、学习技能，更多了解书本以外的知识，以便更快地适应社会和职场的需要，也要树立好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让自己的每一步都走好走稳，这些都跟课堂学习和考试同等重要。”
“英国法学家麦克莱说过，‘善良的心就是最好的法律。’我相信发自内心的善意和良知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法律，建立诚信的社会关系，维护公平公正的机制。我也以此为座右铭，在履行职责和为人处世中保持最大的善意和良知！”